我院3人当选“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人物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大多采取上述解释做法，只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性表达之自由，对非政治性表达一般不加以限制。

检察机关可以在办公室外悬挂人民监督员接待日公示牌，标明下一次人民监督员接待日的时间和人民监督员姓名，人民监督员联络公示栏，将人民监督员的照片、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予以公开，方便有关人员直接向人民监督员提供监督线索。2015年7月20日，C市司法局公布了第三届218名人民监督员的名单，其任期至2020年7月，7月20至21日，市司法局、市检察院联合举办了人民监督员选任颁证仪式暨初任培训会。

同时将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的费用列入经费预算，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完成之后，将补贴发放给参与案件监督的人民监督员，保障监督过程的中立性、监督结果的公信力。[1]安徽省司法厅于2015年8月14日，完成了全省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省司法厅向社会公布了全省选任的489名人民监督员。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辩护人发放人民监督员告知卡606余份，全市三级院已接受人民监督员查阅职务犯罪案件信息161件。完善监督程序，向参与监督的人民监督员提供充分的材料，全面客观介绍案情，重新设置了复议程序，加强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刚性和提高监督员履职的热情。选任管理方式的外部化直接影响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

[9]否则，将大大影响案件监督的效果，也难以使民众信服，影响案件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最终可能导致监督活动沦为形式化。选任的人民监督员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43人，占总数的20%。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国《宪法》协定条款并不能也没有必要适用于所有的州际协定。

根据《大和解协议》的约定，美国烟草行业共需要支付给各州约2500亿美元的赔偿金。如《鲍尔德峡谷工程法》(The Boulder Canyon Project Act)规定，国会同意的前提条件是总统任命的美国代表有权参与到科罗拉河流域的州际协定的缔结过程和实施过程中。[16]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会没有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州际协定就自然生效。而其他的州际协定都应当获得国会的同意，州际协定的缔约方应当主动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是代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定和决定。[39]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国会通过事先立法形式的国会同意，主动促使各州在特定的领域缔结州际协定。

摘要:  美国《宪法》协定条款使州际协定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区域法律治理机制。[66]如《斯内克河协定》(Snake River Compact)第4条约定，当两个州的行政官员对有关协定的管理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成员州可以要求美国地质调查委员会(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或其他有权组织任命一名联邦代表参与到该争端的解决过程中来，争端的最终解决方法由三方中的多数意见决定。进入专题： 协定条款 区域法律治理 。三是在未来的《区域合作法》中，对地方政府间纠纷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专章加以具体规定。

[21]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钢铁公司诉州际税收委员会案中作出了基本一致的法律判断：其一，《跨州税收协定》并没有授予成员州新的权力，而各州也只是行使着该协定缔结之前既有的法定权力。[68]而巡回法庭审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其中第一项就是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但是，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时早已突破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内容存在着立法上的缺陷，致使其与现实中的司法实践相脱节。[3]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第三次扩张则表现为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张，这主要是由刑事司法解释完成的。我国《宪法》并未对政治权利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做任何规定，事实上，宪法文本中第34条出现过政治权利这一表述。

限制性解释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剥夺政治权利刑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仍然无法弥合其剥夺表达自由带来的违宪硬伤，即便是合宪解释对于罚则的处罚范围予以限制，这样的限定后的处罚范围对于接触到罚则的一般国民来说是不可能认识的场合，由于会因罚则的过度宽泛而产生不当的萎缩效果，罚则本身仍应理解为是违宪无效的。二则，我国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刑罚实践明显过度扩张，已经涉及公民政治权利之克减，当属法律之严格保留事项，立法上的修改可消弭刑法规定与宪法规定之间存在的规范冲突，并使之更符合宪法的人权保障之要义。

对此，立法机关一度采纳了上述建议。[11]同上注，钱端升、王世杰书，第155页。[43]详见吕天奇、何显兵：《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此条文不仅意味着我国《刑法》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认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地位，规定其打击对象范围和具体适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文将原用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即剥夺政治权利刑，与针对属于人民范围的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资格刑相结合，笼统地规定为剥夺政治权利刑。[42] 其次，限制性解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二是给犯罪分子及其行为以否定性的评价，剥夺或限制其参与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某种资格，以此保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纯洁性。

依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我国《立法法》第8条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和我国《刑法》有关条文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之打击对象范围仅限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上述犯罪类型，不宜也不能轻易扩大。一则，如此改良使得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适用更具可行性，其执行不再受制于诸如部分剥夺还是全部剥夺、如何剥夺等无解难题的困扰，使得刑罚执行更具统一性和威严性。

在打击对象范围上，经由各地刑事司法实践由针对传统的打击反革命分子等阶级敌人开始过渡到打击一般刑事犯。政治权利是国家产生后由国家权力赋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资格，它是与国家权力相伴相生的东西，故可以由国家权力依法对其予以剥夺。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采取单独适用和附加适用两种模式。[20]最早的规范依据则是1949年9月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法国刑法典》第131-6条虽然规定剥夺权利与限制权利的刑罚，但一般是作为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性手段，其内容一般为吊销驾驶证等类似的限制特定主体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刑罚，且这种禁止事项不可适用于因选举而担任的职务或工会等行业性职务，也不适用于新闻自由职业。首先，在立法上，适时修改我国《刑法》第54条之规定，将言论等六项表达自由权从政治权利之内容中剔除，[54]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公职的权利两类。从其历史演进上看，其打击对象和刑罚内容的范围明显扩张过度。打击对象范围的此种扩张进程一直延续至今。

（3）参加人民武装和人民团体之权。有鉴于此，学者们提出相应的保守方案与激进方案,意图完善现有制度，然而这两个方案仍然存在种种难题，取其中道、融其优点的改良方案应运而生，可框正剥夺政治权利刑之偏误。

[26]附加适用则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为应当附加适用和可以附加适用两种。表达自由显然属于消极权利的范畴，宪法和法律对表达自由的规定核心目的在于预防公权力对其的侵犯或剥夺。

它一方面是公民居于选举人之地位而参与国家权力机关之组成与公务人员之选举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应予以保障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10]它既是选民的一种权利，也是选民的职务,[11]而表达自由显然不具有义务属性。从这一角度看，它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职权、监督权这三种政治权利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宪法基本权利条文中直接加以具体的限制。刑法实务界大多均遵循该条文的规定，认为其内容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权、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三项。不少国家已经废除资格刑而以保安处分替代，并用刑法以外的法律加以相应的规制。此立法模式在被奉为宪法经典文本的德国《基本法》中俯拾皆是。

首先，违宪嫌疑难消除。其次，限缩剥夺政治权利刑的打击对象，将其严格限定在我国《刑法》第56条规定的应当剥夺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范围内，并且打击对象范围的扩大和类推适用应当慎之又慎。

首先，与剥夺表达自由权不同，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和剥夺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有其内在合理性，且符合宪法的规定。前者一般包括对政府的合理批评建议、在人大等会议上的发言等。

而选举与被选举等传统的政治权利具有被动的性质，属于一种积极的权利或曰接近国家的自由,[16]国家为此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法律和物质保障，如我国《宪法》与《选举法》等法律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以及人大代表选举之经费由国库支付的相关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打击对象的第二次大范围扩大表现在1979年我国《刑法》的制定过程中。